8月7日：黄平飞云崖、旧州古城

“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田野工作坊成员考察了黄平县飞云崖以及旧州古城。黄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黄平县历史文化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属且兰古国。黄平县地处要冲，上承滇黔古驿道直达云南，下接舞水可至沅江。

飞云崖位于黔东南自治州黄平县城东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560年的历史。飞云崖曾是明清两代通往滇、黔、缅的古驿道，过往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至今保留着丰富的诗文和碑刻。明朝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盛赞之曰：“天下之山，聚于云贵，云贵之秀，萃于斯崖”。

工作坊成员考察了飞云崖牌坊、月潭寺公馆、大佛殿、月潭寺公馆、云在堂、养云阁、清风亭、接引阁和小官厅等古建筑群，并现场解读了飞云崖部分碑刻。

接下来，工作坊成员来到了黄平旧州古城。考察了文昌宫、天后宫、仁寿宫、旧州天主教堂、旧州古民居、古码头等地方。

晚上，在欣正酒店召开了学术讨论会。

8月8日：“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田野工作坊开班仪式

2020年8月8日上午8：00，“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田野工作坊在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举行了开班仪式。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广东中医药大学、西南大学、贵州大学、吉首大学等高校的40余名师生出席了开班仪式。

会议由凯里学院副院长李斌教授主持。首先，他说明了本次田野工作坊的筹备过程，然后向大家介绍了参与此次田野工作坊的专家学者。

凯里学院院党委书记宋广强对与会的各位专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对他们长期以来对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宋书记介绍了凯里学院以及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希望在田野工作坊的调查的基础上，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让凯里学院的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取得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指出，“山地与河流”是我们此次工作坊的主题。田野工作坊读本资料汇编的第一部分就是“石头与字”，其寓意着本次工作坊既考察无文字社会也关注有文字文献的历史。历史学更多的是关注有文字的记载的，有历史的社会，人类学缘起之初更多的是关注无文字、“无历史”的社会。山地和河流，到底对在这块区域里的苗族侗族，乃至于在月亮山区周边的其他民族里，其意义在哪里？月亮山腹地少数民族社会是无文字的，是没有被文字规训过的社会，苗族社会的议榔、埋岩、习惯法，他们的自我社会管理是我们重要的关注点，这种社会治理对于我们当下的社会治理的意义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杨正文教授指出，“两山两水”大概是凯里学院区域研究当中应该重点研究的地方，从中可以做出成果，建构出某些代表凯里学院特色的、优势的研究领域。在这当中，应注意已有的学界前辈对于“两山两水”的研究成果，包括诸如抗战时间吴泽霖、岑家梧等教授有关“两山两水”的文章，如何继承和发扬光大早期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一些学术传统，是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可以去做的。最后，杨正文教授对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的发展给予了厚望，希望凯里学院能如宋书记致辞所说举全校之力把民族学做大做强，由一个学科来带动其他学科的提升。

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首先肯定了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这些年来所取的成绩，他指出，凯里学院这些年来聚集了一群有生气、有追求，有精神的学者，在清水江文书整理和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其次，人类学民族学比较强调区域研究以及区域研究里面的整体性把握。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空间，特定的自然地理及生态环境之下，人的活动是关心的焦点，没有人的活动，这样的研究是不能落地的。这次田野工作坊重点将要考察的月亮山和都柳江，与清水江流域是有区别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既要把黔东南看成一个整体，也可以把某个流域地区看成一个整体，这是随研究者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决定的。与清水江、雷公山不太一样的是，都柳江、月亮山这片区域的文字使用并不明显，或者说无文字社会的特征更为突出。即使在清水江流域，也是清代以来开始了使用文字的传统，这样的一些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大家需要思考的。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文字当做回到历史现场的依据，了解这群人的历史与日常生活，这些点滴生活记录的文字反映出来的虽也是零碎的东西，却也是那个时代生活的片段。而且，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汉字书写的生产过程，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他们与有文字社会之间的差别。最后，张应强教授指出，凯里学院田野工作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背景的学者参加到工作坊里面，虽然时间比较紧凑，但是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学术训练把自己的想法，看到的东西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交流看法、思想碰撞，相信一定能够有所收获，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贵州大学的杨军昌教授认为我们应该跳出所在单位看整个学科的发展，并指出，我们的学科发展事业、区域的研究、研究的目的要有整体性，研究的方法、手段、思维要有多维性，同时研究的视野要有延展性，应从贵州向广西、湖南扩展。

贵州民族大学的李乔杨教授同样对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给予了厚望，希望借助凯里学院民族学田野工作坊的东风，把民族学专业的老师都推到前面去。

开班仪式结束后，40余名师生启程前往从江县，将对月亮山腹地的相关村寨展开跨地域的实地考察和学术研讨活动。

8月9日：月亮山埋岩、椰规考察

8月9日，按照行程，今天要考察月亮山区的椰规和埋岩。早上8：00一直到下午6：30，在党朗村支书王绍林的带领下，工作坊成员乘车一同考察了月亮山区的能秋总岩、摆道分岩、加翁分岩、加牙分岩、椰党义、格松汾椰规、家翁村椰规、“椰摆场格松地”椰规、三寨村椰规、五寨山椰规。为了让工作坊成员更好地了解埋岩，王绍林支书请来了加鸠镇人大主席王先生以及加学村柴寨老对埋岩组织进行了介绍。据了解，能秋总岩位于污牛、污秋两条河的交汇处，管辖7个分岩，涉及两条河岸的88个苗族村寨。王主席打比方说，总岩相当于镇政府，分岩相当于镇政府管辖的各个村寨。柴寨老则介绍说，以前苗族地区没有文化知识，所以用埋岩的方式来代替文字，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晚上8：30，工作坊成员在王绍林支书家召开讨论会。张应强教授要求大家就今天所看到的和想到的进行讨论与交流。杨正文教授谈到了自己的五点心得：1.山和水对月亮山区的苗民到底意味着什么？月亮山区苗民没有月亮山的概念，他们有的是一个一个与村寨，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山头，比如月亮山区最高的山头之一孔明山，他们称为“水翁”，是因摆水寨而得名；2.椰规是苗族社会的自我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处理婚姻、山林、灌溉用水、偷盗等可能发生的纠纷等规约，椰规这种习惯法通过栽岩仪式强化其神圣性和权威性；3.苗族平权社会下的阶序性形态，能秋总岩下面有七个分岩，这样的阶序方式有利于苗族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管理；4.椰规的有限性。椰规也有漏洞，椰规处理不了的情况要通过神判来解决，有关神判椰规是没有约定的；5.能动性与意义的叠加。苗族社会有自己的能动性，当某些习俗是苗族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时，就会发生改变。此外，国家也具有能动性，国家在治理基层社会时也会借用传统的习俗。

张应强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大家思考：1.区域的概念怎么落地？2.在山地社会中，山是什么？地是什么？资源是什么？这个区域里面能够让人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3.月亮山，太阳山，孔明山，对这片区域的人意味着什么？4.椰规经历了从无文字到有文字的转变。有文字，无文字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文字能否约束他们的行为？5.神圣性如何放置在国家的框架之下？谁参与了这个过程？为何如此做？是否与其欲借助国家话语取得合法性相关？6.借助西方概念来建立中国话语似乎很难的症结可能在于我们关注地方不够。当地的苗人非常有创造性，人类学者要从地方出发，做好做实，把他们的智识变成我们学术的养分，创造出一些理论。7.总岩与分岩的关系与家庭与宗族的关系有类似之处，是否先有分岩再有总岩？最后，张教授指出，人类学的学科使命是探讨活着的意义，在月亮山区做调查，我们不要光看文字和翻译，而应深入了解其使用母语讲述及其背后的相关事件，用月亮山的个案去讲述人活着的意义。

接下来的讨论主要围绕谢景连老师提出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月亮山地区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阶序如何建立，结构如何形成？

王彦芸老师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将月亮山区的埋岩、椰规与侗款进行了比较。她认为，埋岩、椰规主要发挥司法的功能，埋岩组织具有层级关系。而侗款除了具有司法的功能，还涉及村寨的婚姻及村寨人群之间的交往。接下来，她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1.都柳江山上的经验和山下的经验不一样。高坡的地名体现了他们的空间观；2.历史记忆机制的问题。无文字地区的历史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研究。

刘彦认为，这个社会对人类行为的规约和判决有三种：神判、人判和法判。三者之间，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体系，不存在所谓传统到现代，多向一的演化、替代的单线进化之说。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单一思维。就该问题，其实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刻的讨论，比如萨林斯的并接结构、杜赞奇的复线历史、文化权力体系、中国学者王铭铭的中间地带、其他学者的文化复合、重叠等。因而，对此，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党郎规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创出来干什么，给谁看？效用如何？党郎规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达成的等等？对于月亮山苗族等人群，其实是很晚近才纳入王朝国家体系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很穷，王朝国家要将其治理，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但对于明清，尤其是清朝而言，它为什么那么重要？这里边不仅仅是社会经济，还有清王朝树立自身文化正统、疆域版图拓展的政治等诉求。当然不管怎样，都还需要仔细的考察和研究。

王政认为，椰规既具有严格的规范，也具有弹性的机制，可以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需要调整。椰规中出现的用银两惩罚的方式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从物物交换，到铜钱的使用，再到白银的使用，以及今天使用人民币的背景下仍用白银，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观念上钱与惩罚可以换算的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其中有外部的推动，也有地区内部的动力。都柳江流域可能有着与清水江不同的视角。椰规不仅是看出来的，也是吃出来的。仪式的记忆某种程度上也通过对牛等祭祀牲畜的食用联系在一起，当一次惩罚中宰杀的牛肉送到分岩所在的聚落时，惩罚的意义通过对牛肉的食用而得以强化。

杜树海老师认为把埋岩放到乡村治理进行研究，窄化了这个概念，埋岩涉及到当地人世界观、本体论以及村落联盟和人群结群方式。我们研究任何一个组织、行为，是要看它具体怎么运作的。在民国时期，总岩不是社会治理，而是武装联盟的一个方式。张应强教授对杜树海老师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认为研究任何一个区域，都应特别关注时间和空间。

8月10日：党朗村黑龙塘、古驿道

“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田野工作坊成员上午考察了党朗村的黑龙塘和古驿道，这条驿道可以通往加鸠镇以及黔南的荔波县。在现代交通进入月亮山区之前，党朗村的苗族老百姓主要依靠这条古驿道与外界进行物资交往，这条驿道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由广西进入贵州后向东进军的主要路线。

下午2：30，工作坊成员在党朗村村委会与寨老进行了“2020年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座谈会。

座谈会由党朗村第一书记周玉国主持。周书记对工作坊成员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党朗村的基本情况。凯里学院李斌副院长向村委会介绍了此次座谈会的目的，即向两位寨老了解月亮山区的椰规和党朗村的风俗习惯。

一位寨老介绍了月亮山区的椰规。他说，月亮山区的椰规是历史传承下来的规矩，涉及婚姻、偷盗和各种纠纷的调节。党朗村地理位置特殊，与广西、荔波县、榕江县等地方交界，山林等纠纷特别多，在古老以前，这里的人们没有文化，立块岩石就算是规矩条约，违反了规矩就要按照婚姻的条约来处罚。现在有了文字，就把条约写在碑刻上面了。

另一位寨老介绍了党朗村的节日习俗以及椰规。党朗村一年有三次吃新节，农历五月吃一次新，粘谷成熟了吃第二次新，糯谷成熟了再吃第三次新。党朗村也过牯藏节，但是时间不限定。一次牯藏节要过三年。第一年和第二年搞仪式，第三年杀猪、杀牛祭祖。党朗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过牯藏节了，因为没有鬼师来举办这个节日。以前的椰规是有条条框框的，像现在的法律一样，比如偷别人的东西，情节轻的罚多少，重的罚多少。以前的椰规虽然没有文字，但是人们还是很严格遵守规矩。比如以前苗族人民结婚有等级，地主对地主，穷人对穷人。有钱的地主人家娶妻子，除了送女方几十两银子，还会送一两亩田，女方则会回送布匹等礼物。穷人没有钱送彩礼也可以娶到妻子，只要对方愿意就可以。

接下来，工作坊成员就党朗村的吃新节、开秧门节具体怎么过、村民如何祭树等风俗习惯与两位寨老进行了详细交流。

晚上，工作坊成员一起观摩了党郎的芦笙文化，在村民悠长的芦笙声中，我们结束了此次党郎之行。

8月11日：下江厅

8月11日，“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田野工作坊成员抵达了从江县下江镇。下江镇位于从江县西面，东抵巨洞乡，南接党九乡，西邻加哨乡，西北面与架里乡毗邻，东北面与高岑乡交界，因地处三都、榕江两条河的下域，两河汇流后属都柳江而得名为“下江”。下江之称自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置下江营始，沿用至今。

工作坊成员考察了红七军下江指挥部纪念碑、北门寺、下江古码头、防洪堤等地方。

晚上，在江源酒店一楼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凯里学院李斌副院长主持。首先，他请凯里学院姜明副教授介绍了下江的概况。元代即在今天从江境内设置了福禄永从、西山大洞等处长官司，隶属于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永乐十一年，中央政府撤销思州宣慰司，以其地设置了四个府，下江隶属于黎平府。雍正十年，移潭溪吏目驻下江，次年设下江游击营，加强了对都柳江的控制。乾隆三十六年，裁下江吏目，设下江厅，以贵阳新城通判移驻，改称下江通判。乾隆三十七年，将原属于永从县、古州厅、潭溪司、开泰县管辖的100余村寨划入下江厅管辖。民国二年（1913年），撤销黎平府，下江厅随之而撤，改为下江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永从、下江两县合并成从江县，县治亦迁至丙妹。

今晚的讨论主要围绕下江厅以及《永定章程》碑文进行。首先，张应强教授将大家引入到了对区域中空间的思考。假如研究者对一个区域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应该要思考这个区域的空间布局。下江厅以前的交通主要靠水路、码头，水道的概念跟公路完全不一样，在水路时代，人们如何与外界进行物资和信息的交流？今天虽然水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作用，但是在民居的神龛上仍然有由水路带来的天后信仰的痕迹。历史就在当下，历历在目。另外，研究者到一个小地方看什么？在下江北门寺的碑刻里可以看到正黄旗的子孙在下江厅任职，今天研究者到了这个小地方，要思考过去朝廷怎么管理这个地方，今天这个地方又该如何管理？今天月亮山区的山上和山下都是下江厅管辖的范围，山上的人们如何与山下的人们发生联系，就是今天这个区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关键。外面的研究者以为国家不在，但其实是当地老百姓把国家的话语变成了地方的椰规。今天变成有文字的碑刻在以前都是口头传承。此外，张应强教授提醒大家，作为研究者要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不同的问题决定了研究者定义的区域，也会让研究者讲出不同的故事。

杨正文老师针对《永定章程》碑刻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五点思考：1.国家对地方治理形成的某些传统——即借用地方存在的一些社会管理方式进行治理，比如《永定章程》中说的“勒石”“勒石章规”与苗族椰规是否存在联系，是否是国家借用？2.国家对地方的规训。碑刻里面提到96个村寨每年都要纳米，这96个村寨在过去是否是一个“单位”？但国家把他们规划为一个“纳米”单位，还有前几天寨老提到“保甲”等，是国家规训的体现；3.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如何把无文字历史和有文字历史联系起来思考？在章程中有多处有关寨首、首人的表述值得注意；4.国家与地方的联系方式。国家是空洞的，地方是自由的，一旦国家介入地方，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税收和劳役。劳役可能引起苗侗人民造反。《善后章程》有好些内容都与税收有关；5.市场对当地生活的意义？市场在当地人生活需求是怎么回事？此外，杨正文老师提到，人类学研究缺失了音声。党郎村村民吹奏芦笙欢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今天考察的北门寺有一口钟，很多地方庙宇都会立一个钟，钟最大的作用就是声音及其象征意义。早期民族学家李安宅在研究《礼记》时注意到“礼乐”的社会意义，钟（乐）在我们的社会很重要。对于声音，苗族三大方言区各有不同：东部方言有鼓无笙；中部方言笙鼓分立；西部方言笙鼓交融。所以，从事苗族研究的人对苗族社会音声特点应该引起注意。

在杨军昌老师看来，在民族地区，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树立的碑刻，几乎都具有制度性的规范性质，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以官府根据民情而下达的“谕示”为主体内容但为村寨众立者；第二，地方寨老（团首、头人等）上报官府的众议规条与官府“谕示”的结合、并以村寨众立者；第三，地方寨老等所订规约并众立的碑刻。读碑对此应有了解，同时也需要对碑刻产生的背景、主体及目的、时效等有较好的把握。

雷宇认为，身体、情感的维度是区域研究需要关注的。汉人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月亮山地区的社会则是一个情感社会，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温度。因此我们要关注当地人是如何与时间，空间以及他人产生相互作用的。

工作坊的研究生同学也踊跃发言。蔡利单、梁宇潇、王悠、蒋亚轩等研究生分别就下江厅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月亮山区的芦笙舞、芦笙乐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8月12日：从江岜扒、小黄侗寨

8月12日，按照行程安排，考察了从江县的岜扒和小黄两个侗寨。

晚上，在岜沙大酒店召开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学术工作坊”研讨会。会议由杨正文教授主持。杨教授让大家就“下江——从江县城——岜扒——小黄”考察行程中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并鼓励研究生同学积极发言。

贵州大学研究生吴燕艳同学基于自己在清水江田野调查的经验发现，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有很多的差异。她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月亮山区的苗族没有宗族，但是有埋岩组织，这到底能不能算宗族？第二，工作坊对于博士生和研究生的意义何在？

张应强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按照正统组织文化，这个地区是无宗族社会的。究竟埋岩这一套制度主要是在管什么，他们用苗话所说出的耶规到底是什么，我们只看到他们截取的一部分，而没有真正了解到他们椰规所蕴含的意义。我们只有了解当地人用苗话说成的椰规在讲什么，是不是按照碑刻上面的内容进行排序，才能更好的了解到月亮山的埋岩组织。接下来，张教授回应了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工作坊召开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希望后辈的学者受到跟别的方式不一样的训练，去做一个不太一样的学术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薪火传承。此外，工作坊的时间非常短，需要每一分钟都能够进入状态，在这样一个机会下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保持在田野的高昂感觉会影响你自己对学术的兴趣。

杨正文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回应了“工作坊意义何在？”的问题：1.发现问题，每年组织这样的一个学术活动，能在田野中发现问题，找到研究的重心；2.建构学术概念的意义。栽岩、合款这些地方概念如何建构成为国内外具有意义的学术概念；3.学术自信，游走多了，就有足够的底气来理解这个区域。

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蔡利单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区域的空间差异，河流与山地的差异，其实我们是一直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海拔不同的地方去看彼此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从河边的角度去看山上的人，也可以从山上看到河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河流与山地的人群的共同的认知或分类体系。

杨正文教授用月亮山区人们种植土豆和红薯的例子来解释山上与上下的差异。月亮山种土豆比较少，种红薯比较多。这两个比较相似的东西，在苗人的分类体系中却是不同的，红薯被归为粮食类，土豆则被归为水果类。如果拿土豆招待客人会被别人说闲话。因此，红薯作为粮食可以大范围种植，而土豆则不能，苗人的分类体系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张应强教授认为，所有技术的背后都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外来资源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农业的专家是谁？所有的物种在传播的过程中，掌握先进的知识就能够成为领头人。在月亮山区的平权社会，他们的权威与我们的体系不一样，那些用苗话念椰规念得比别人清晰、流畅人也许掌握了某种权威。他们权威形成的方式，他们的生存机制是什么，要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将生活的常识融入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

吉首大学研究生余海霞就岜扒和小黄两个村寨养斗牛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整个村寨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养一头斗牛究竟值不值得？斗牛如此盛行，是否与侗人崇尚武斗有关？

孙旭老师对余海霞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侗人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养牛是因为牛对他们很重要，牛可以让村寨之间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因素去思考侗人的行为。

接下来的讨论围绕李一言同学提出的：“人类学是如何从制度的制定、实施看待社会变迁的？”而进行。

杜树海认为，制度和当下社会的现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民族、族群的划分深刻地受到了国家制度的影响。

孙旭老师从以下几个方面回应了李一言的问题：历史人类学非常关注国家制度问题；看待社会变迁我们需要辩证的、互动的时间感。周雪光先生思考了多元的、异化的中国怎么变成一元的问题。我们有非常强的一统要求，一直在讲太平盛世，但其实这中间非常态的时候特别多。我们今天在黔东南看到的碑刻大多都是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因为这之前和之后这个区域经历了战乱。如何治理社会其实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如瞿同祖提出了礼治和法治并重的观点。

刘彦老师认为，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区域国家的进入是很晚近的。国家是如何进入的？进入的限度如何？当地社会又如何应对？其实国家和地方不是一个硬性的机制，国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部分。斯科特在讨论国家进入的限度问题的时候，是从边缘山地来批判国家。

邰文泽老师就前一阶段大家的讨论提出了自己质疑，他认为今晚的讨论都是基于地方的经验，没有抓住“方法”问题，形式太散。邰老师的疑问将今晚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张应强老师回应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的，我们还没到形而上的层面。其实回应西南的问题应该用邰文泽田野点西汉水的经验，那些经验对于我们理解西南具有重要的意义。回到经验层面上，在少数民族的口述传统，或文化文字的表述传统中，都是他们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样的差异可以让我们想一下形而上和方法论的问题，这些差异对于不同地方的感悟和认识，经验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我们所有人都在顶天花板，我们年轻的老师，年轻的学生，我们试图有一种方向感出来，做一些工作，这样的工作每走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从自己所敬仰的学者中吸收的养分，努力突破一下，或许就能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话语”。一方面大家是开放的，另一方面是包容的。观点不一样，才有意义，所有的争论都是有意义的，所有争论背后的逻辑都是大家应该想象的。每个人表述背后的一套逻辑都是我们每个人要去考虑的。

王彦芸老师认为，外人以为我们一直在讨论国家就是研究国家，其实我们是要通过国家看地方，我们要在空间中理解时间。我们实际上是在看如何理解我们在国家关系之中的问题。国家也许是宗族、婚姻、市场、基层社会治理，我们在面对地方的时候，地方性经验很重要。

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杨正文老师分享了自己白天游走于村落之间，道路之间所形成的一些看法：

1.从下江到从江县城之间，从岜扒到小黄之间田里种的蓝靛和棉花，而我们所在的会议室有关非遗扶贫研讨会的会标显示不久前在这里开过非遗的会议，这些在从江可以思考和研究中国当下的非遗运动和非遗传承的问题。它提醒大家，一个社会变不变迁，从衣、食、住、行四个角度可以进行观察。今天去的小黄村看到大量新房表明住的已改变很大，但蓝靛、棉花种植又显示在衣的方面还有对传统的坚守。

2.今天看到一张苗族盛装的照片，衣服是剑河县城附近一个苗寨的，头饰是雷山的，项圈则是施洞的，是否意味着苗族的认同已经超越了支系？从支系认同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层面，其中的动力在哪里？杨教授认为，首先是教育改变了认同，成为指引人们的族群认同的可能。

3.仪式专家与文字关系。当整个社会还没有被汉字裹挟的时候，少数民族仪式专家书写的文字代表了一种力量，仿佛具有某种神圣性或神秘性。如巴拉河流域的苗族妇女在不知道“五族共和”是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就把它们绣在了绣片上，汉字成为了一种信仰符号或者是装饰符号。

4.此次田野工作坊我们在月亮山区住宿不用证件，到县城住宿没有证件不能入住，这表明熟人社会的管理机制和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差异，也可以成为思考这两种社会特性的一些表征。

5.在从江县我们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扶贫攻坚的交汇，非遗扶贫能否有效果？把整个村庄关起来收门票，强制性对穿越者收费；把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拿来赚钱，能否行得通？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有类别的严格限定的。

8月13日：从江西山镇

8月13日，工作坊成员抵达了从江县西山镇。西山镇位于从江县东南面，距从江县城13.1公里。东与广西大年乡、良寨乡接壤，西面与本乡雍里乡、翠里乡接壤，南面与斗里乡接壤，北面与广西梅林乡相邻。西山是从江南下广西的主要通道之一，镇内世居着侗、苗、瑶、壮等少数民族。西山开发较早，远在元朝时设西山阳洞长官司，明初废，后复置；清朝时改置西山讯；民国二十九（1940年）前属永从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解放初期属从江县；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建西山人民公社；1984年8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西山公社改为西山镇。

在西山，工作坊成员对坪寨、陡寨和顶洞村三个侗寨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考察。

考察完坪寨和陡寨以后，大家来到了顶洞村。孟寨老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顶洞村的历史文化。

在孟寨老的带领下来到了阳洞长官司遗址。虽然阳洞长官司已不复存在，但是每年大年初一顶洞村的人都会来到这片土地上踩歌堂，延续曾经的繁华。

8月14日：三门塘

今天是“山地与河流：整体视野下的区域研究”田野工作坊的最后一天。在返程途中工作坊成员考察了天柱县的三门塘。三门塘位于清水江中下游，由于江面较为开阔，宜于摆渡，早在明清时期这里便成为重要的渡口，积淀了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工作坊成员在三门塘进行了暂短的停留，考察了当地的宗祠、碑刻以及民居等文化事项。

晚上9：00，在欣正酒店一楼召开了工作总结会。会议由凯里学院副院长李斌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杨正文教授。杨教授首先肯定了这次田野工作坊的成绩，认为这次工作坊的时间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个星期，却基本践行了从“山地和河流”整体看区域的主题。在杨教授看来，工作坊是一种集体游学式的田野体验。既有文献资料的阅读，又有田野中的文字、文献和古迹的一些探索，还有对无文字社会乡民的一些口述，更有若干个晚上的讨论。这应该已经超出了学术前辈的二重证据法。参与工作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什么样的学术阶序，都在这里发生了学术思想的激荡、碰撞，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看的，怎么理解的，这就是集体工作坊的好处。接下来，杨正文教授谈到了自己曾经五次进入月亮山地区，直到这一次才真正到达月亮山腹地，对月亮山地区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杨教授认为，相对于自己独自田野，集体游学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就是集体讨论能激发大家的思考。年轻学者的讨论触发了杨教授从以下几个问题理解月亮山：明代和清代的中央政府对月亮山和雷公山的态度为什么不一样？月亮山区通道政治是否与雷公山通道政治有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学术主题会引领我们对这片地方的思考。杨教授谈到自己以前去月亮山是专门针对古藏节、史诗演唱和节日的载体去的，但这次集体游学主要是针对“山地和河流”这个主题而去的。主题的不同导致了思考的方向不同。最后，杨正文教授特别感谢了凯里学院以李斌副院长代表的民族学团队。

张应强教授认为这次行程在空间上具备多样性，包含了无文字、缺乏文字以及文字丰富的地方社会。第一天我们去了黄平的飞云崖和旧州古城，这两个地方是超级有文字的。和珅都到过飞云崖，还留下了一块碑刻。飞云崖里面有一块民国四年的碑刻足可以写成一篇硕士论文。旧州的近代历史也是值得书写的。然后我们从超级有文字的地方直接过渡到了无文字的月亮山区党郎村。在党郎，除了吹芦笙，我们啥也不会，栽岩我们也只懂一点点。很多村规民约是跟栽岩结合在一起的。接着我们到了有文字的下江厅，党郎是下江厅管的，那些当官的跟我们读书人一样，他们该如何管理那群吹芦笙的人？再往西山走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完全无文字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有点文字的地方。最后，我们去了三门塘，它是更直接的跟国家、跟市场，跟所有的外界联系更紧密的地方。一路走下来，我们都在思考着文字对于地方的意义。在不同的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时间的脉络，即不同地区是如何进入国家的，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跟国家的制度对话。其次，在考察过程中，我们要有发现问题的眼光。年轻学者应该在前辈们的研究基础上，将研究的道路越走越宽。最后，我们不但要认真阅读像《黎平府志》那样的文献，更要从村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探寻其中的意义。

杨军昌教授首先感谢了凯里学院、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共同举办的这次田野工作坊让大家有机会在一起学习。他说自己走到一个地方就会记录一个地方，准备退休以后写100个地方，形成《大美贵州行》。在月亮山区，研究者的视野要跳出民族学，我们的研究要具备整体性、系统性和延展性。椰规生存的土壤及形成的机制其实还是一个空间。要思考椰规和栽岩的关系、现代的乡规民约与以前椰规的关系、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无文字的栽岩与当代椰规的关系等问题。月亮山区民族文化积淀非常丰富，原生态特征特别突出，如何挖掘、传承和保护也是值得学者们思考的问题。虽然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都有一个学科知识，但不能局限于我们的知识，多学科之间要相互交流，做到文理结合，多学科交叉。最后，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李乔杨教授也谈了此次田野工作坊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贵大和民大息息相通，所以这次和杨军昌教授一起参加了这次田野工作坊；其次，自己过去对于历史人类学一直很模糊，现在有所了解。希望区域研究在民族学研究中成为一颗新星；最后，李教授对此次参与工作坊的硕士研究生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①年轻人有大把时间，应该建立“专业+外语+文史哲”多学科的研究基础。年轻人在将自己专业知识学好的同时也要好好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打开了一扇向外交流的窗户。此外，任何知识都要回到哲学之上，应该加强文史哲的学习；②多做比较研究，格局才会宽，视野也会更加宽阔。③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国外人类学界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要把别人的东西学好、学透，前瞻性建立在对别人的学习之上；④研究他者，先要了解我者。

最后，李斌副院长做了总结发言。在他看来，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非常重要。这些年来，张应强教授的清水江流域研究就是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的学习模板，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包括他自己在内。黔东南有“两个宝贝”：民族文化和生态，如何发挥这两个宝贝的优势？黔东南州的领导一直在做这件事，凯里学院的领导也一直在做这个事。贵州省教育厅委托给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的“脱贫攻坚与乡村调查”课题，大家完成得很好，调查报告得到了教育厅书记和厅长的认可。凯里学院民族学是“省级重点学科”，“贵州省区域内一流建设培育学科”，学院给予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希望借助田野调查和学术工作坊的开展，将凯里学院民族学专业打造成为“贵州省特色优势学科”。

至此，为期8天的田野工作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审：王金元

二审：姜  明

三审：谢景连